几年前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亲身经历了当年11月“消除对妇女暴力”的运动。那些天，东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消除对妇女实施暴力的标语和海报；女性中心、图书馆、公民馆、市民活动中心都在举行各种旨在宣传对妇女施暴的危害性和提高市民人权意识及男女平等意识的演讲会和座谈会；地铁站、车站广场、百货商店门前，志愿者们向行人发放各色宣传单、宣传册，上面用漫画、图片的形式，普及诸如“何谓对妇女的暴力”、“何谓婚姻暴力”、“遭遇婚姻暴力应怎样做”等常识，宣传单上醒目的位置印有法务省、警察局等相关机构专门接受暴力咨询和求助的热线电话。后来了解到，每年11月的这两周，全日本范围内都要开展消除对妇女暴力运动。运动期间，法务省、警察厅、内阁府等中央机构以及地方政府、民间团体都要开展一系列活动来配合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运动。那些天，我常常陷于困惑之中，在我的脑海里，彬彬有礼、谦虚内敛的日本人很难与“婚姻暴力”这样的词汇联系起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曾受“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掩盖

　　在日本，通常将那些来自配偶、恋人、同居伴侣、离婚或分居的夫妻间的暴力行为通称为婚姻暴力。近年来，婚姻暴力逐渐成为日本媒体和民众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

　　日本社会男权文化的长期积淀与影响，造成了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上男子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局面，“男主外、女主内”一直以来成为一种固定化的婚姻分工模式。遭受婚姻暴力的妇女大多经济地位低下，特别是一些专职主妇过分依赖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丈夫，在家庭内根本没有发言权。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婚姻暴力的特点是潜在化和长期化。那个时期，婚姻暴力没有被提升到人权和社会问题的高度，社会舆论对此表现出惊人的沉默。而且，有些遭受婚姻暴力的女性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羞于向外界透露。有的女性性格软弱，对配偶或恋人抱有幻想，在遭受暴力后一再隐忍。即便有些人有求助于司法解决的想法，但往往担心社会舆论的不理解和偏见，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此外，还有一些受婚姻暴力伤害的女性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心理，也就是反复遭受婚姻暴力后产生了一种心理病症，如抑郁、失眠、恐惧、沮丧、丧失自信、绝望等，这种心理使她们很难反抗、逃脱或向外界寻求帮助。

　　通常一提到暴力，我们往往会想到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其实，除了身体暴力之外，精神暴力和性暴力也包含在婚姻暴力之内。而且当今日本的婚姻暴力形式以精神暴力为多，尤其发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中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身上。它的表现形式一般表现为无视妻子的存在，对妻子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恶语中伤，漠不关心，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务事，实施财产经济控制，监视妻子的电话和行踪，限制妻子出门和交往等。

　　我从东京都文京区男女平等中心、神奈川县立女性中心、横滨女性论坛等机构了解到，那些到婚姻暴力咨询机构寻求帮助的受害妇女，大多是遭遇精神暴力的。而且这些女性年龄跨度很大，从20多岁到中年女性都有。一名20多岁的年轻妻子控诉丈夫动辄就用很恶毒的语言辱骂、斥责自己，“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笨蛋”等语言暴力令她丧失自信。一名30多岁的妇女控诉丈夫不许她与外界联系，在她外出的时候经常打手机追问“你在哪儿”，对她进行监控。如果她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回家，丈夫就疑神疑鬼地问“你是不是跟人约会了”、“是不是有外遇了”。一名中年妇女说丈夫不允许她离开家，甚至不许她去孩子的学校，也不许带孩子上公园，令她苦不堪言。一名专职主妇说，因为她没有收入，丈夫把持着家庭财权，煤气、电、水费等日常生活开销都要实报实销，一分钱零花钱都不给她。有的妇女抱怨丈夫经常长时间数落自己的“缺点”，甚至数落娘家的种种不是。有调查表明，一些人因此而患上抑郁症。

　　认识的改变使问题浮出水面

　　近年来，日本的婚姻暴力问题从潜在化走向明显化。一是到“配偶间暴力咨询援助中心”投诉或咨询的人数年年增加；二是由司法认定为婚姻暴力案件的数量与寻求临时保护的受害妇女人数有所增长；三是对婚姻暴力受害者发出保护命令的件数也有所增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对妇女权利的重视与国际社会的一系列运动分不开。第三次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世界人权大会都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消除婚姻暴力作为议题之一。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相关法案、制度和对策也相继出台，日本妇女的人权意识逐渐得到普及和提高。她们认识到，婚姻暴力不仅是家庭问题，还是与人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问题。随着对婚姻暴力认识的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限制妻子与朋友交往、长期不与妻子说话、长期拒绝与妻子过性生活、耻笑妻子的缺陷弱点等精神层面的暴力也是婚姻暴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妇女在遭受精神暴力后不再一味隐瞒，而是鼓起勇气到政府相关机构和当地女性中心的咨询部门讲出自己的遭遇，寻求心理帮助和法律保护。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家庭发生了剧烈变化，表现在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关系不稳定、夫妻关系紧张、离婚率增高等。家庭规模缩小体现在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家庭数量的增长。在这样的小家庭中，夫妻出现矛盾后往往缺少长辈出面调解和化解矛盾，时间一长矛盾会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婚姻暴力。

　　再次，婚姻暴力也折射出一些夫妻因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复杂原因而引发的失衡状况。夫妻权力悬殊，特别是夫妻经济收入不平衡，容易引发婚姻暴力。一种情况是由于身为专职主妇的妻子在经济上不自立，占据绝对优势的丈夫就容易对身处弱势地位的妻子施暴。另一种情况是，随着日本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和妻子在家庭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增加，夫妻权力关系转变，也容易引起男方的愤懑和不满。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20年的低迷不振，特别是2008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席卷日本，一些企业倒闭，一些企业为应对危机、减少成本而大量裁员、减薪。在经济不景气时代，作为专职主妇的妻子出去打零工贴补家用成为一种趋势。而夫妻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改变，也会破坏“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夫妻关系。

　　另外，随着近年来企业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制度的摇摇欲坠，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一亿总中流”的日本社会正逐渐向“差距社会”转变。在这种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相当数量的日本国民自信心丧失，心态失衡，悲观情绪蔓延，生活中哪怕一点微小的社会不公都会成为婚姻暴力的导火索。

　　政府与社会全面介入

　　近年来，日本政府已日益认识到了婚姻暴力的危害性，政府相关机构、地方政府和民间妇女组织、企业、社区等密切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咨询援助中心、临时庇护所、咨询热线、医疗中心、报警系统、家庭支持等在内的社会安全网络。2001年4月，一部专门针对婚姻暴力的法律《防止配偶间的暴力及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出台，对于有效遏制婚姻暴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各都、道、府、县开设的“配偶间暴力咨询援助中心”、民间庇护所等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对遭受配偶暴力的受害人进行心理咨询和情绪抚慰，还为她们在相关法律问题上提供帮助。如针对因婚姻暴力而离婚后的母子家庭，为其提供育儿、生活、就业等方面的信息，经常开办一些演讲会、讲习会和座谈会，帮助母子家庭的母亲建立乐观、积极、自立的人生态度，鼓励她们去开创新的生活。中心还为受害人提供各种就业、培训、住宅信息，以及如何利用保护命令制度等方面的信息，紧急时对受害人及子女进行临时保护，等等。

　　然而，消除婚姻暴力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作，要真正成为一个没有婚姻暴力的安全的社会，还需长期、大量的工作。